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,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凸显,形势不容乐观。从国际看,国际金融危机后,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,力图抢占高端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,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、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,与我国形成同质竞争,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。从国内看,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叠加期,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,能源资源、土地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,生态环境约束趋紧,行业间利润率严重失衡,制造业对社会投资的吸引力不断下降。从产业看,发展方式粗放,产业结构不合理,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能力,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,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,“走出去”面临较大风险。
这些问题的产生,既源于制造业自身的结构问题,也是体制机制顽瘴痼疾所致。从自身结构看,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主要处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环节,2012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42.1%;产业集中度低,钢铁、船舶、水泥行业前10大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只有46%、50%和31%,只有汽车行业为86%;自主研发能力不强,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约为跨国公司平均水平的1/4,申请国际专利合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/3,95%的高档数控机床、85%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;原材料型、高能耗型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,粗钢、电解铝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%。从体制机制看,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,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干预过多,企业投资自主权落实不够,未能充分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;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完善,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不顺,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,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结构调整;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,缺乏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,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;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,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合理规定和隐性壁垒,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未根本解决。